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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16世纪晚期和17世纪初，葡萄牙的卡雷拉印度公司就在大量进口印度棉纺织品，而且黎凡特的丝绸、棉布和其他商品也在进入马赛、伦敦和佛兰德斯。
1592年，一艘英国私掠船截获了一艘葡萄牙货船“马德雷德迪奥斯”（Madre de Dios)号，它装载的印度印花棉布被卖到了英国各地，印度棉布很可能由此进入了中等收入人们的家中。而东欧、北欧和俄国则依赖于经中东和安纳托利亚的贸易供应。因红色底子而得名的“红棉布”在俄国非常畅销，它们有可能是印度原产，也有可能是安纳托利亚仿制的古吉拉特的纺织品。不过，对于印度棉布在欧洲消费者当中取得“成功”的准确年代，尚没有一致的意见。
我们的认识，长期以来都被K.N.乔杜里（K.N.Chaudhuri)针对1660-1760年代所作的研究所主宰。他展示了纺织品在英国东印度公司整体业务中的重要性，也展示出每年从印度进口到伦敦港的棉布达数百万匹。乔杜里选择的时间段，让人们产生了一种错误的印象，以为只有在17世纪的后40年贸易才得到扩展。近年来的研究尝试使用更长的时间范围来评估亚洲的贸易，强调其随时间推移而发生的缓慢增长，以及在世界范畴内并不算太重的份额。
与此同时，有些历史学家还推断，茶叶、丝绸、香料和棉纺织品只是欧洲精英阶层能够负担的品，而他们在近代早期欧洲经济的结构和发展中影响力有限。探寻消费而不是贸易或经济发展的历史学家们表达了相反的观点，认为从亚洲进口到欧洲的商品（特别是棉布）在文化层面上具有重大意义，因为它们造就了欧洲人的创新力、模仿力和品位。而且，棉布的贸易数量不容忽视：在1670-1760年之间，英国东印度公司进口的棉布达到平均每年每个英国人3码，与估算的印度人消费7-8码相比，这个数量很难说是微不足道了。
英国和其他欧洲东印度公司进口的纺织品，分别在伦敦、洛里昂（Lorient)和阿姆斯特丹各自的公司总部进行拍卖，被商人和批发商大量购进。他们再通过各种男女装裁缝铺、服饰用品店和“廉价布料”仓库进行销售，这些地方再卖出布料，或卖出制成服装。购买的消费者并不于在法国、英国和荷兰的主要贸易中心，还包括在更偏远的内陆地区。而且，它们的低廉价格，长久以来都被认为是印度棉布对欧洲纺织品具有竞争力的主要因素。
但有足够的证据表明，到达欧洲的棉布并不便宜：它们的价格每码为10到30便士，而欧洲棉麻混纺布料为10到20便士。在近代早期，欧洲消费者购买棉布的原因，和大部分已知世界的消费者是一样的：也就是由于它们出色的特性。牢固的色彩使它们可以洗涤，同时在阳光下暴晒也不会褪色。这也是欧洲销售商热衷于宣传印度布料色彩的原因。
在1696年伦敦一位不知名商人的出售商品目录中，提到印花棉布“有各种不同颜色，红、黄、蓝、绿······用做任何您认为合适的东西都很经久耐用”。丝绸和毛料都没那么容易洗涤，而麻料（主要用于内衣）可以洗得勤一点，但人们喜欢它主要是因为它洁白。棉布可以洗涤而鲜艳度和色彩都不会受影响。印度的棉布也是一种轻薄的织物，可以替代更昂贵的丝绸和中型薄羊毛织物。当以粗梳的经纬纱生产的毛料，被精梳羊毛制成的精纺毛料替代之后，欧洲向轻薄织物的过渡就已经开始。这类织物就是的“新呢绒”，发源于中世纪晚期的荷兰，自16世纪晚期开始在英国的诺威奇（Norwich)生产并出口到欧洲大部分地区和中东。
比起传统的毛料，它们更粗但更轻，尤其还更便宜。印度棉布初受到欢迎，还因为它们的“新奇”和充满异域风情的图案。像茶叶、瓷器、具有中国艺术风格的物品和其他亚洲产品一样，印度棉布的新奇含义，符合工业革命之前欧洲产品创新的概念。但我们应提防把这个过程看得太简单。
贝弗利·勒米尔曾强调了开辟新的销售渠道和巩固已有销售渠道（店铺、二手、商贩）的重要性。它们使得这种新的织物能够触及所有的消费者，不管是富人还是穷人。而约翰·斯泰尔斯则强调，印度棉布取得的成功，并不见得是它们内在质量的结果。他认同K.N.乔杜里的观点。乔杜里发现，“1670年代东印度公司从印度进口的纺织品销售的扩大，刻意伴随着在欧洲普及它们用途的尝试”。
他们看来一致认为，亚洲棉纺织品的成功，不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为了这些新商品能够开辟市场，欧洲的消费者需要审美和触感方面的训练。很难确定这个过程花费了多长的时间。勒米尔认为，印度棉纺织品早在16世纪后半叶就已经风行，当时甚至在偏远的伊比利亚地区都出现了它们的踪迹。它们从西班牙进入欧洲其他地区。1547年，佛罗伦萨商人马泰奥·薄蒂（Matteo Botti)向他的一位在加的斯（Cadiz)或是在塞维利亚的兄弟要求到，“给我寄点印度的东西来装饰床铺······比如那种印着鲜艳颜色的蓝的红的棉布（cotonini dipinti)”。
这封信说明，他已经不是次要求类似的布料了。他还说实际上他是想要“其他款式，给我寄鲜艳而愉悦的东西，比如装饰衣柜或卧室柜子（cassoni)的东西，有多少寄多少，我想要十到十二块印花棉布，一半蓝一半红，但一定要又大又漂亮。”很难确定这样的情形是否常见。棉布在整个17世纪向欧洲人衣橱的渗透，是稳定的但却是不知不觉的。就拿英国来说，盘存报表显示，在17世纪的前半叶，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阶层中越来越受欢迎的是本土的棉麻粗布，而不是进口的棉布。
不过，棉麻粗布的在17世纪不仅远远排在常见的布料和帆布之下，而且还不及麻料、克尔赛粗呢（kersey)、毛料、呢料和土布普遍。这导致约翰·斯泰尔斯提出一种见解，认为棉布成为真正“热门”的选择是在18世纪后半叶。到那时候，棉纺织品，不管是进口的还是本国生产的，才开始在大部分欧洲国家变得普遍。
1740-1782年间阿姆斯特丹的盘存报表显示，除了荷兰和欧洲的毛料，亚洲的轧光印花布、平纹细布和其他棉布，还包括印花棉布和邦特（bont)、坎贝（cambai)布等混纺布料，出现在至公四分之一的家庭中，而且消费的社会等级也在下降。在法国大革命前夕，将近百分之四十靠工资为生的巴黎人的衣柜中都拥有了棉布和棉麻粗布。